作者：郭戈，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學分會理事長

田世英主持編寫的新中國第一、二套中小學地理教材。

田世英編寫的開明版地理教材以及編著的《地理學新論及其研究途徑》。

學人小傳

田世英（1913—1994），安徽碭山人。地理學家、地理教育家。1936年考入北平師范大學地理系，1940年畢業。歷任江蘇徐州中學教師、四川教育科學館二室主任、四川大學副教授、國立女子師范學院教授。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出版總署編審局地理組長，人民教育出版社地理編輯室主任，山西大學歷史地理學教授、黃土高原地理研究所所長。主持編寫新中國第一、二套中小學地理教材，著有《中學地理新教法》《四川文化教育地圖》《開明新編初級本國地理》《地理學新論及其研究途徑》《小學地理教學法》《世界長河》《中國歷史地理講義》等。

新中國成立之初，地理是中小學必修課，不僅初中、高中要學，小學高年級也要學。當時各校使用的是國家統編教材，主要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出版，田世英是這套地理教材的主要負責人。他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地理研究和地理教育事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和不少值得回味的瞬間。

生于碭山 求學名校

田世英1913年出生于江蘇碭山（今屬安徽）。其父是清末秀才，很重視子女教育。田世英早年上私塾，后入碭山第一高小、縣立初中。他回憶，1925—1927年讀初中的時候，在上海讀大學的大哥每逢寒假回家，總會帶回一些進步書刊，如《東方雜志》《小說月報》《新星月刊》《新女性》等，打開了他的視野，“對思想和學習，都是大有幫助的”。（田世英《敬懷錫琛先生》）

田世英高中就讀于著名的江蘇省立徐州中學（今徐州一中），學校設普通、師范兩科，他上的是六年制的師范科。這是一所名校，校長嚴立揚治校有方，延攬了一批名師，如國文老師胡哲敷、歷史老師姚步康、地理老師厲鼎勛、數學老師蔡介福、物理老師錢秀之和嚴曉帆、化學老師張蔚之、英文老師封介人、美術老師孫瘦石和陳竹珊、體育老師許鳳飛等。（見江蘇省立徐州中學編印《徐中》）其中，胡哲敷對田世英影響最大，尤其在擴展課外閱讀和提高寫作能力方面。一次，胡老師布置了一道作業題，要求精讀夏丏尊、葉圣陶主編的《中學生》雜志刊出的《文章病院第一、二、三號病患者》，寫出心得，并對照自己本學期的作文，逐篇加以檢查，為自己的文章診斷一番，看看有哪些毛病。同學們一開始看了這道題都覺得好笑，文章的毛病也能進醫院治療？但當田世英在父親指導下讀完此文后，不禁大為贊嘆：分析得清楚，診斷得好！從此以后，他家里每年都要訂閱《中學生》，每期他都是從頭看到底。此外，他還買了《開明文學辭典》《開明國文講義》《文心》《國文百八課》《中學生文藝》等課外讀物。

通過大量閱讀，田世英逐漸學到了寫文章的一些方法和技巧，不知不覺地養成了寫作興趣和習慣，中學時代就在報刊上發表了一些短文。他后來從事編輯工作，不斷為青少年編寫地理通俗讀物和地理課本，都與青少年時期大量閱讀課外讀物并不斷創作有很大關系。（田世英《飲水思源憶開明》）

隨遷陜西 且學且教

1936年，田世英考取北平師范大學地理系，開啟了近半個世紀的地理教育生涯。七七事變后，北平師范大學先后遷至陜西西安和漢中，并入西北聯合大學，田世英也因此到了陜西。大學期間，他不但勤奮學習、參與實踐，廣泛涉獵有關知識，而且刻苦鉆研、不斷創作，撰寫了《怎樣生聚與教訓》《江蘇碭山產梨概況與今后改進芻議》《野外考察日記》《集訓得來的三點新認識》《慶祝師大三十七周年的兩點小認識》《陜西城固姜黃產區之研究》等文章。其中，他在《怎樣生聚與教訓》（1936年）中講“抗日圖存”，認為九一八事變以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大的教訓，就是在這弱肉強食的世界里，如果自己沒有實力，只一味赤手空拳地講公理、道正義、求人援助，實在是一種自求滅亡的政策！所以現在我們要想救國，想要圖存，非下一番生聚教訓的苦功，去培植國家的實力，發揚民族精神不可！”“生聚是物質的建設，教訓是精神的培養。”“生聚”主要指“復興農村”與“準備戰爭的武器”；“教訓”是指“教訓知恥復仇的意識和國家的意識”與“教訓戰爭的常識和技能”。在《江蘇碭山產梨概況與今后改進芻議》（1937年）中，田世英對家鄉特產“碭山梨”的產業概況、梨區分布與產量、品種與栽培方法、易遭的幾種災害、運銷方式等做了概述，并提出了一些改進建議：創立梨作試驗場、擴大栽培面積、設立聯合運銷機關和罐頭工廠等。

那時，田世英不僅在西北聯合大學讀書，還在中學擔任地理教員。他緊緊抓住學科教學目標這個核心問題，引導學生朝著深處、廣處思考。他說：“幾年來在中學教地理，每逢和一班新同學上第一課的時候，我總先問學生：‘地理是什么？’‘地理有什么功用？’”學生常見的回答比較簡單和膚淺：“地理是記載山脈河流物產的，我們讀地理可知道哪里有山，哪里有河。”或者說：“地理書上可以告訴我們某處有通某處的道路。”對此，田世英會啟發學生：假若我們讀地理的目的僅在于知道某處有山、某處有河，那么知道新西蘭島上有一座山，對于我們的生活有什么功用？不知道又會如何？如果說“地理書上可以告訴我們某處有通某處的道路”，那么地理的記載還不如路標或旅行指南寫得清楚明白，對于海上航行的情形，地理學家甚至不如水手知道得清楚。由此出發，他進一步引導學生認識到：地理和歷史是激發學生愛國思想的重要科目，而且，地理還有其他很重要的功用：供給人類向自然界求生的經驗，是促進世界大同的利器。

田世英不僅依照課程標準和教科書教授學科知識和技能，而且時常帶領學生到野外考察鄉土地理。在他看來，地理教師“率學生到野外考察地理，為教授該科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如果教師不善于領導‘考察’，往往變為‘旅行’和‘玩耍’，不唯考察的目的達不到，并且失掉地理真義，而學生精神散漫，心猿意馬……的確，考察地理是一件難事，率領一班毫無經驗的中小學生，更是一件難事”。作為地理教師，田世英認真總結了帶領學生進行野外考察的經驗和做法，比如考察前要做好充分準備，搜集和整理有關資料；出發前要向學生交代所需工具等事項；應如何對學生提出要求，如不準逾越考察區域，嚴守考察時間，并告知成績評定的方法；野外考察時，教師的態度要嚴而可親，誨人不倦，居于輔導地位，要多用比較法；考察歸來，要開檢討會，讓每個學生作報告總結，并進行考試和評定，有必要的話可辦一個展覽會……（田世英《教材及教法：中學地理科野外考察的研究》）

田世英在中學的教學、教研經歷，為其以后編寫地理教科書奠定了良好基礎。

南下巴蜀 結識葉老

1941年，田世英應聘至四川教育科學館從事編研工作。時任館長郭有守（子杰）聘請來不少在巴蜀避難的名家，如葉圣陶、朱自清等作為專門委員，編出了一批有影響的學科教育叢刊、叢書和課外讀物，其中《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就是他們在這里工作時創作的。如此氛圍，剛出道的田世英自然是不甘落后，勤奮有加，他結合專業及教學經歷，撰寫和發表了《中學地理課本的選擇標準》《地理的功用》《中學生宜讀的地理課外讀物》《中學地理科野外考察的研究》等文章，發表在葉圣陶主編的《文史教學》《中學生》等雜志上。同時，他還撰寫出版了《中學地理新教法》《大戰圖說》《四川文化教育地圖》等書。由于表現突出，田世英被任命為四川教育科學館第二研究室主任。

田世英在四川工作的最大收獲是結識了葉圣陶，并在葉圣陶的指引下走上了編研地理教材的道路。《葉圣陶日記》1941年8月18日記載：“閱同事田世英君之書稿一冊，略為修潤，并指出其應改正處。田君于地理教學頗有經驗者也。”在三年共事過程中，葉圣陶不時指導他如何搞研究、寫文章，還常常談起開明書店。有一件事田世英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一天，館長拿著顧頡剛先生的一篇大作，十分得意地交給葉老，并說顧先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的文章得來不易，要放在《文史教學》的顯著地位發表。葉老笑嘻嘻地接過稿件放在桌上細細地閱讀。我注意他看了顧文以后，并無“先睹為快”之感，皺了一下眉頭，放在來稿的卷宗里了。過了一陣時間，讓我校對初排的校樣，我發現并無顧先生的那篇大作，而我的一篇經葉老看過，讓我重新再寫的小作——《論地理課本標準》，卻排上去了。這使我大為愕然，心里很納悶，為什么廳長約來的顧先生的大作沒有發表出來？我悄悄地問了葉老一聲。他說，我們辦刊物，做編輯工作，這樣的事是經常遇到的，一定要把握好取舍的標準。咱們這個刊物是《文史教學》，不是《文史研究》。它的讀者主要是文史地教師，不是專門研究文史地的專家學者。什么文章可取，什么文章不能取，既要為讀者考慮，又要為作者負責，二者不可偏廢。最怕的是以作者的地位、名望為標準。（田世英《一位令人景仰的老編輯——憶葉圣陶先生在成都二三事》）

田世英首次編教科書，也與葉圣陶有關。1943年，教育部門向各出版社征集新版本教科書。為此，已離開四川教育科學館、專事開明書店總編輯的葉圣陶約請田世英編寫初中本國地理。葉圣陶把地理課程標準交給他，再三叮囑要靈活處理，不能完全照搬照套，如果有不妥當的地方應當拿出自己的主見，“他又把當時各書店出版的地理課本，在內容、結構、文字、可接受性等各方面存在的問題，一一向我介紹了一番。我立時感到，他不僅是一位文學家，編輯國語課本的內行和專家，而且對各科內容都了若指掌，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一位令人景仰的老編輯——憶葉圣陶先生在成都二三事》）對于此書的編寫情況，《葉圣陶日記》在1943年上半年有多處記載。這套初中地理課本約45萬字，分五冊出版。葉圣陶對書稿做了大量修改，提出了許多改進意見，特別是對地理課程標準里所列的一些條目，以及國民黨政府大加宣傳的內容，他支持田世英的意見，認為“教科書的取材都應當是真實的、科學的。我們不能進行指鹿為馬地教育欺騙孩子，這是犯罪的！”“他又一次強調了地理課程標準所列的教材內容要慎重考慮，決定取舍”。（《一位令人景仰的老編輯——憶葉圣陶先生在成都二三事》）送審之后，當局要求修改，葉老堅決不同意，就讓他們另請高明編寫。而田世英編寫的教材改名為《開明新編初級本國地理》，于1944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結果，解放區、國統區都有不少學校采用了這套課本。并且，在1949年7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的《中小學教科用書審讀意見書》中，此書被正式推薦為中等學校地理課本，修訂后一直使用到1952年才為新編課本所取代。

1943年秋，由葉圣陶推薦，田世英轉任四川大學地理系副教授，1948年又轉任國立女子師范學院地理系教授。其間，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地理學新論及其研究途徑》（1947年），該書共分八章：地理思潮的演進及趨勢、新地理的特性及其啟示、新地理學的旨趣、地理因子分論、研究地理的基本條件與工具、專題研究撮要、實地考察、基本讀物介紹及應備圖籍。有評論言：“用作教科書，亦甚為相宜。”

轉赴京華 教材新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應出版總署副署長兼編審局局長葉圣陶之邀，田世英從四川來京擔任編審局地理組組長，編修新的通用地理教科書，從此成為一位專業的教材編研者。來北京第一年，他加倍努力，主要做了四項工作：一是修訂原華北解放區《高小地理課本》，形成《新編高級小學地理課本》（4冊）；二是帶領趙壽祺、馬宗堯新編了《高級中學自然地理》；三是與曾次亮合編了《初級中學本國地理》（4冊）；四是與武漢大學地理系鄧啟東教授合編了《高級中學本國地理》（上下冊）。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葉圣陶兼任社長、總編輯，田世英任地理編輯室主任，負責全國中小學和工農地理教材的統編和出版工作。當時工作人員還有顏廼卿、周光歧、黃競白、褚亞平（借調）、馬宗堯和侯峙（繪圖）。他們用了兩年多時間，不僅修訂了前面的教科書，還新編了《初級中學課本自然地理》《高級中學課本外國經濟地理》《人民民主國家地理》等，從而完成了編寫新中國第一套地理教科書的光榮任務。按照田世英的說法，這些教科書有三個類型：一是解放區所編印的舊課本的改造，如高小地理；二是新編寫的課本，如初中本國地理與外國地理；三是改編外國自然地理、經濟地理課本。（田世英《談談中小學地理教科書》）

新中國第二套地理教科書是全新的完整統編教材，數量和質量都較此前上了一個大臺階。1953年，根據黨中央關于調集全國力量編教材的指示，一批教育干部和學科專家被選調到人教社工作。從1953年底到1954年，地理編輯室先后新調入陳爾壽、葉立群、芮喬松、許冀閩、李明、沈崇歧、蔣允吉，并且借調了一些高校地理教育專家，從而完成了1956年頒布的中小學地理教學大綱，以及全套中小學地理統編教科書及其教學參考書的編寫和出版工作。

作為編輯室主任，田世英除了審閱、修改所有地理教材之外，還直接參與了其中四部教材的編寫工作，即《初級中學中國地理》（上下冊）、《高級小學課本地理教學參考書》（4冊）、《師范學校課本中國地理》（上下冊）、《師范學校課本自然地理》。配合教材使用，他又撰寫了一些文章，如《談談中小學地理教科書》《我參加了男三中的地理教學觀摩會以后》《我們學習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收獲和體會》《介紹“地理教具的制造與應用”》《我們在“關于中小學教育的性質和目的”的學習中所發現的主要問題》《為精簡教材進一言》等，發表在《地理知識》《人民教育》和《編輯工作》等雜志上，表明他已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地理教育和地理教材編纂思想。

田世英認為，中小學地理教科書要具備“三性”：一是政治思想性。“地理課本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并不等于使地理課本變成政治課本。我們應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選擇教材、批判教材、組織教材的最高指導原則，并貫徹到全部教材里，成為教科書的血肉和脊髓；不應當成段地、生硬地，像鑲花邊一樣地插在教科書里做裝飾；不應當僅在緒論里，或編輯大意里說些冠冕堂皇的話，而在正文內部卻把這些話都忘記了。”例如，初中中國地理“東南沿海區”的“位置和地形”一節，在談到祖國統一的必要性時，既從臺灣國防地位重要性的角度講必須統一，又指出了臺灣是我們祖國神圣領土的不可分割部分，實現統一是每個中國人的神圣職責。二是科學性。“地理是一門具有高度實踐性的科學，地理課本一定要有高度的科學性”，要達到這一要求，首先“要確實”，其次“反對夸大”，再次“反對空洞籠統”。三是適切性。要貫徹教學的可接受原則，“教材的組織和敘述，應當把握原則，突出重點”；“要適當附有圖表插畫和照片”；“名詞要統一”；“度量衡單位要一致”。他還指出，“編好中小學地理教科書的兩個環節：一是學習蘇聯中小學地理教科書的先進經驗，一是走群眾路線”。（《談談中小學地理教科書》）對于蘇聯經驗的借鑒，他提出“這兩本書改編的重要原則，是使它中國化”；對于后者，他提出“各地優良教師所編寫的教案，是在多年教學實踐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含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和理論根據。我們的課本雖然不可能采取教案的形式編寫，但是從教案中可以看出課本在教學實踐中會發生什么問題。因此，我建議編輯同志們除了有計劃地有目的地參觀教學，了解實踐教學情況外，還要大量征集各省市優良教師的教案，作為我們修訂和編寫課本的參考資料。”（田世英《我參加了男三中的地理教學觀摩會以后》）

此外，田世英以“胡蕓”的筆名在少年兒童出版社和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了《地球上的五帶》（1954年）、《祖國的大地》（1955年）、《祖國的海洋》（1956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956年）四本科普讀物。1953年1月19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生物學地學部主任竺可楨主持召開中國地理學會代表大會籌委會第一次會議，田世英當選為籌委會首席總干事。從1953年11月到1957年1月，田世英當選為北京地理學會第三、四、五屆常務理事（理事長先后為孫敬之、王鈞衡）。

執教三晉 遺篇傳世

1957年，在新中國第一套統編教材完成之際，田世英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3月，他被下放到山西運城稷山縣農村，幾年之后，到山西大學地理系教中國歷史地理、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等課。在這段最艱難的歲月里，田世英最大的安慰，是葉圣陶與他的友誼和交往。葉圣陶依舊與他保持聯系，問寒問暖，信件來往不斷。過去在出版總署編審局和人教社工作時的老領導金燦然也很關心他。這時金燦然是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組織和出版了許多經典古籍，他曾邀請田世英參與部分編輯工作。“文革”中，田世英的學術活動幾乎銷聲匿跡，只有《山西大學史稿（1902—1984）》里有一點記錄：“在動亂的歲月，一些老教師，如陳盛甫、姚奠中、郝樹候、田世英等人，頂著風險，潛心讀書和治學，為粉碎‘四人幫’后繼續取得學術成果準備了條件。”

改革開放后，人教社恢復了田世英的編輯室主任、教授職稱和原工資待遇。20多年過去，此時的田世英已經66歲，本想離晉返京，山西教育部門極力挽留他，山西大學黨委書記張念先、校長陳舜禮親自到家里做工作勸說，田世英便決定繼續留校任教，并出任黃土高原地理研究所籌備領導小組組長和首屆所長（1982年），還擔任了研究生和外國來華進修生的導師。田世英積極樂觀，盡力延長學術生命，不顧冠心病多次發作，全身心投入教學和科研工作，先后撰寫和發表了一系列論著，出版《世界長河》（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1980年），參與陳橋驛主編的《中國歷史名城》（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一書的撰寫，還發表了《歷史時期山西水文的變遷及其與耕、牧業更替的關系》《黃河流域古湖鉤沉》《“東海為桑田”今釋》《洪水與地名》《探討山西黃土高原發展農業生產的出路》《河津農業發展的歷史地理問題》等論文。1988年初，田世英被山西大學評為一級教授，同年12月退休。1994年，他因心臟病發作在山西太原逝世，終年81歲，留下了未出版的三部手稿——《中國歷史地理講義》《古代地理名著選讀》《中國古代地理殘稿雜俎》。

本文圖片由田世英女兒田儀提供